关于此处所说的陬乡，乾隆《曲阜县志·卷七》载：“春秋书院即春秋台，在城东南十里西邹村，士人又谓即息陬，任昉《述异记》云孔子作春秋于此。”民国《续修曲阜县志·卷四》则更进一步的明确记载到：“县城东南息陬村，昔孔子欲西见赵简子，至河乃还息乎陬乡，作《息陬操》，因以为名。”
按，鲁定公十三年(前497)孔子五十五岁（孔继汾记作五十六岁），孔子去鲁适卫，开始了长达十四年周游列国的行程。孔子之周游，历卫、曹、宋、郑、陈、蔡、楚诸国，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。在孔子周游列国期间，中途是否回过鲁国，则是考量该“陬乡”具体所在地的关键。《庄子》曾记载孔子在出游后遇鲁定公去世而返鲁，并自述曾被“两逐于鲁”，后人述及孔子周游时，有从《庄子》之说者，言孔子周游期间曾返鲁。然《庄子》乃寓言之书，不可以为史据。且孔子之周游，又何曾是被逐而离鲁？此显系寓言之说，不可徵为信史。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均无孔子周游期间曾有返鲁事，惟《左传》鲁定公十五年（前495）“春，邾隐公来朝”，与鲁定公各不依礼而执玉，子贡说他们“皆有死亡”。五月，而定公薨，孔子遂曰“赐不幸言而中”，但也并无当时孔子在鲁之文。
考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、《阙里文献考》、《孔子世家谱》及钱穆《孔子传》诸说，鲁定公十三年（前497）至哀公十一年（前494），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间，并无中途返鲁之事。那么，乾隆《曲阜县志》所载，或当为后世附会之说。另按，孔子之去陈过蒲，以蒲乱又适卫，后不见用于卫，欲西行过河入晋而见赵简子。陈、蒲、卫，其地均在今河南境内；晋，其地亦在今山西河南一带；另据《春秋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图》所示当时黄河之走向，盖孔子由卫入晋之过河处，其大体位置当在今山西、河南接壤处一带。反之，若孔子由此而返鲁，息乎今之曲阜息陬而作《陬操》，再“反乎卫，入主蘧伯玉家”，以当时之交通，实断无可能之事。故唐司马贞《史记索隐》亦曰：“此陬乡非鲁之陬邑。”
孔子周游列国示意图
孔子第六十九代孙、清代著名经学家孔继汾《阙里文献考·卷末》“《阙里志》辨伪”在驳正孔尚任《阙里（新）志》之误时云：
新《志·古迹》门云：“鄹邑，鲁之附庸，先圣晚年退息于鄹作《息鄹操》，今尚有息鄹村。”又，《名胜》门云：“息鄹村在城东南十里，先圣晚年还辕息鄹，休游于中。今其村巷风物皆存古意，元翰林院检阅官孔泾之子孙一户居焉。”考《史记·世家》云：“孔子既不得用于卫，将西见赵简子。临河不济，乃还息乎陬乡，作为陬操以哀之，而反乎卫。”据此，则陬乡应在晋、卫之间明甚。又，明张敏撰孔泾墓志云：“泾，永乐已酉以疾终于西邹里。”第则息鄹村者，本西邹村也。今讹取陬乡为鲁之鄹邑，又改陬操为息鄹操，复易西邹村为息鄹村以实之，展转谬戾，大失古人存信之义，不独以钟楼为端门、伯禽台为北擒台等类，仅出传会已也。
据孔继汾所述可知，今之曲阜息陬，明永乐时期尚作“西邹里”，或由于同音之故，或由于追缅孔圣之故，辗转附会，至清康乾之时已讹为今名。
再据《说文》及《说文注》：“鄹”，亦作作“郰”，鲁下邑，孔子之乡；“陬”，阪隅也，谓阪之角也。正月为陬。亦谓寅方在东北隅也。引申为凡隅之称。由此二字本义可知，阪，古同坂，山坡、斜坡意；隅，《说文注》曰“陬也。隅与陬为转注。《广雅》曰，陬，角也。《小雅笺》曰，丘隅，丘角也。上言阪此不言阪者，不主谓阪之隅也”。此“隅”字，当作角落之义。故，孔子息乎陬乡作《陬操》，此“息”，乃休息之意；陬乡，当为今河南西北部（盖大体济源、焦作一带）某山坡之拐角处某地方、或某住所，似非固定某地之名，其所作之《陬操》，亦以此名之。然惟其具体所在，恐无可考矣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